佛教东渡之旅：文化融合与中土变迁

楚王刘英要交钱给国库，赎前世罪孽，大家才知道原来世上有佛教！

中国古代士大夫多信佛，但不同时代的士大夫其信佛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征。

东汉时，佛教初传中国，立足未稳，仅在上流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其时，佛教依附于道家黄老神仙方术得以流布，当时人亦以黄老视佛教。而东汉、三国及西晋初年，朝廷均禁汉人出家，故佛教初传中国时，汉人奉佛者多为居士。中国历史上信佛的第一个贵族是东汉明帝时的楚王刘英，第一个信佛的中国皇帝是东汉桓帝。

公元65年，东汉明帝诏令天下有死罪者可用细绢赎罪，楚王刘英以为自己“过恶累积”,遂“奉送缣帛以赎愆罪”。而明帝却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按:男居士)、桑门(按:沙门)之盛馔。”(《后汉书·楚王英传》)楚王英因得赦免，其后他又广交方士(其中有沙门和居士)遺作图调，作为其受命之符瑞，因事泄而自杀身亡。

东汉桓帝视浮图(佛)与黄老为一，故既祭老子，又祀浮图。(见《后汉书》之《桓帝纪》及《襄楷传》)楚王英及汉桓帝均把佛教视为黄老方术的一种，盖因当时人均未清楚地理解佛教教义而造成的。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的士族社会，且自西晋以来，中国人渐能区别佛道之不同。于是士族与有高深理论的佛教相结合，造成了这一时期士大夫世代率佛不辍的现象。而这一时代佛教盛行般若之学，名士们又尚清谈祟玄理，般若学与玄学的某些相似之处，又造成了士大夫们以玄学释般若、憎侣们以般若附玄学的风气。

由于士族与佛教的结合、般若与玄学的相融，使得这一时期的名士多奉佛教参佛理，且世代相沿成风。当时思想界把般若学看作玄学，因此般若学在魏晋南北朝受到极大重视，特别是在上层门阀士族中。当时名士如不懂得一点般若学，就被认为不够名士的派头，名僧如不能谈玄说理，也有失名僧的身份。

东汉至三国，名士极少推崇佛教，更未闻有祟敬僧人者。至西晋时，玄学家阮咸之子阮瞻与善高论之僧人支孝龙为知音，僧人竺叔兰与名士乐令酬对，清谈与僧人渐相接近。两晋之际，僧人具名士之风趣尤显者甚多，如康僧渊、康法畅、帛尸梨蜜多罗(时人称之为高座)、竺道潜(宇法深)、支遁(字道林)。

当时名士均乐与他们交游。殷浩曾向康僧渊请教佛教深远之理，又辨俗书性情之义。丞相王导曾戏谑康僧渊(西城人)之深目高易，康等目，“那者而之山，眼者面之洲。山不高则不灵，洲不深则不情。”(《高僧传》时人以为名答。康法畅著《人物始义论》以题目时贤，且自称其“悟锐有神，才辞通辩”(《世说新语・吉语篇》注引)。而神悟辩才为当时清谈者所贵。

康法畅常执尾居而行，遇名士则清谈终日。庾亮曾问康法畅之座尾何以常在，康答目:“廉者不求，负者不与，故得在耳。”(《世说新语・言语篇》)丞相王导一见帛尸梨蜜多罗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席亦因此名显。太尉庾亮、光禄周伯仁、太常谢幼舆、廷尉桓茂伦，皆一代名士，见帛后终日累叹，披襟致契。

周伯仁遇害后，帛往省其孤，对坐作胡呗三契，梵响陵云，次诵咒数千言，声音高畅，颜容不变，既而挥涕收泪，神气自若。其哀乐废兴，皆如此类。帛不学汉语，与人言常凭传译而能心领神会，时人莫不叹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琅邪王珉曾师事于帛，会帛卒而为之序，谓帛之“风领朗越”远过汉代金日殚之“仁孝忠诚”，盖因器朗最为当时清谈者所欣赏。

竺道潜以远大之量见称，支遁则为善清谈者所仰慕。竺道潜为东晋元帝、明帝、哀帝、简文帝、孝武帝所重，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规并钦其风德，友而敬之。支遁在会稽时，与名士王羲之、许询、孙绰、李充等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支遁讲《维摩经》，而许询为都讲。

晋哀帝请支遁讲《道行般若经》，而白黑钦崇，朝野悦服。王濠作数百语访支遁，自谓支遁莫能抗，而支遁对日:“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世说新语・文学筒》)王源羞惭而退。谢安评论支遁之清谈时说，“嵇(康)努力裁得去尔”，又认为股浩论辩胜于支遁，而超拔直上负于支通。都耀以为支通“神理所通，玄拔独悟，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

支遁死后，袁宏为其作墓铭。戴達、王询过支遁基而深为叹惜。支遁形貌丑陋而玄谈妙美，故阮光禄说:“欲闻其言，恶见其面。”(《世说新语，容止筒》)支遁雅尚老庄，所作《逍遥论》，实写清谈家之心胸，曲尽其妙，当时名士读此而与之心心相印，故群加激扬。东晋名士崇奉支遁，可谓空前。然当时名士乐与僧侣往还的原因，不在其时佛法昌隆，而在当时名僧之理趣符庄老、风神类谈客。以上节取晋代名士与名僧交往的几个片断以窥魏晋南朝的名士为清谈游玄而奉佛之一斑》。

刘宋时,何尚之曾列举过东晋以来名士崇奉佛教的概况:王导、周濠、庾亮、王频、谢尚、郗超、王坦之、王恭、王遍、郭文、谢敷、戴達、许询、何充、何准、王元琳兄弟、范宁之父范庄、孙绰、殷郭等人，或宰辅之冠盖，或人伦之羽仪，或置情天人之际，或抗迹烟霞之表，并禀志皈依，崇信佛教。可见士大夫信佛为两晋佛教昌明之主因，而佛理玄谈二方同趣，则又为文人学士崇奉之由。

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奉佛常代代相袭。庐江何氏，自晋司空何充至刘宋司空何尚之，世奉佛法。琅邪王氏自晋代司徒王导至陈朝仆射王克、中书王固，“趋奉佛法，世世不绝”。陈郡谢氏自晋谢鲲、谢安、谢石、谢玄、晋宋之交的谢灵运、東之谢方明、至梁之谢举，世代信佛，梁武帝世奉法言。

董吉率法三世，刘宋时，句容县大泉寺，乃邑令颜继祖舍宅而成，至唐代文宗太和年间，其十三世孙惠诚出家此寺为僧，则颜氏世代与此寺因缘不断。而开业寺碑文(《金石粹编》卷59)述李氏自北魏至李唐，世代奉佛，崇修功德不替。北朝杨氏(后为南皇室)驾信佛教，虽世易时移而其世代遗传之宗教信仰却继承不替。